政治经济学·信息不对称·开放源代码——人工智能与后人类时代（下）

读书编者按：

继上个月我们发表《基本收入·隐私权·主体性——人工智能与后人类时代》讨论的上篇后，今天我们发表这一讨论的下篇。本期涉及一个久远但又基本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由此又连带出信息不对称与开源代码的经验问题，将这一讨论逐渐深入。

政治经济学·信息不对称·开放源代码

——人工智能与后人类时代（下）

文 | 王洪喆 赵柔柔 等

（《读书》2017年10期新刊）

王洪喆

上篇的讨论使我产生一个感觉，套用《三体》的情节，今天的确有一个东西被“锁死”了，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人文精神，恰恰是政治经济学。当代政治经济学在处理信息时代的问题上推进很有限。今天要去重新激活人文精神，讨论智能技术的未来与现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作为基座的政治经济学就必须要发展。有人说，我们今天能否把某项技术先停下来？这是有先例的，克隆技术“多利羊”诞生时，真的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克隆人也确实停了下来。但它是怎么停下来的？不是只从宗教和伦理问题出发说不要克隆技术，而是有人文和政治经济学学者介入了技术发展方向和可能性的辩论。讨论的结果是，胚胎干细胞可以继续研究，但没有必要造克隆人，克隆人的社会后果是技术所不能应对的。因此，某种新技术要不要或能不能停下来，取决于是否能对技术路线的社会构造（techno-social）有一个介入性的讨论和干预，必须是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学相结合的讨论，仅仅讲旧的政治经济学，或仅仅讲人机对抗，这两种路线恐怕都是无效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今天面对人与机器的命题，是否有能力把它转译、还原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平等的技术起源问题，这是人文精神、政治经济学和科技研究的交叉才能把握的。现在是技术的社会创新和应用蓬勃发展，但相关的研究很滞后。如何才能对这些技术化进程背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变迁有整体把握，就需要政治经济学与科技研究的深度结合。

“多利羊之父”伊恩·威尔默特与多利羊

王东宾

上世纪九十年代讨论人文精神，是在人文精神面对市场经济挑战的背景下进行的。对应今天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讨论新人文精神，上一次讨论还是在人类物种范畴之内的。如此，今天的讨论应该把“新-人文精神”这个词重新断一下，就是“‘新人—文精神”，“人类”与“后人类”时代之间加一个“新人”，这样可能更契合主题且更具启发性。人工智能时代提“新人”，是因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人”这个物种范畴产生了怀疑，而且高度警惕乃至悚惧这一物种范畴边界的打破。过去“人”的边界十分清晰，“人乃万物之灵”。而基因技术打破这种边界，一下子失去对人与万物边界的控制。失控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知道它是什么但控制不了，另一种是不知道是什么而失控。人工智能过了临界点（“奇点”）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为未可知且难以想象，这个才让人恐惧。

且不讨论人工智能未来在智能上能否超越人类，有一点就足以击溃人类的自信。全世界人类联合起来，尚且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必要时“全世界机器人联合起来”大概瞬间即可实现。别说跟机器人玩对抗，人类内部联合起来都还达不到，可机器人瞬间突破了所有人类合作的局限性和劣根性，尽显人工智能的“高明”之处。这是人工智能对人类自信的第一重挑战。

第二重挑战来自伦理层面。我认为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人文精神，首当其冲的就是伦理问题。当人类给机器人立法时，第一原则是要求机器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伤害人类。回头来看，为何人类可以伤害人类，作为“人造物”，一旦迈过奇点，人类在伦理水平上已自惭形秽。

当然，人类总是在自信的冲击中涅槃升华。当人与人工智能不断比对时，双方在伦理水平、道德水平上的差距反而是对人类的一种有力刺激。现实中，作为一个社群概念的人类往往是让人很绝望的。人工智能的危机到来还稍远点，还存在想象的时空，但人类作为种群，几乎天天面对生存压力、人口压力和环境压力这些实实在在的全球化难题。如此一来就会发现，人工智能作为一面镜子，会成为一种镜像影射人类社会现存的问题，有利于促进我们更深刻地反思人类的困境，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的困境，亦包括伦理、智能的局限性。在这一面镜子前，“新人”或已若隐若现。

当把视角重新拉回到人类作为社群概念时，我们会发现，所有人工智能对应的是“无人”——“无人机”“无人驾驶”等。本来还有所谓“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似乎连成为无产阶级的资格都失去了。这时就出现一个巨大的困境：不仅中产阶级趋于消失，成为无产阶级似乎也求而不得。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在内都是需要巨量投资的领域，亦是巨富云集的领域。“数字鸿沟”衍化为“智能鸿沟”，进而形成“财富鸿沟”。“鸿沟”的另一重内涵就是阶层固化，难以逾越。不少讨论是关于对抗时代人类的逃亡问题，那么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类不平等，关键在于诺亚方舟的船票即使是三等舱，何人能支付得起？女王的狗和穷人谁逃谁留？

再往现实走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的“产权”问题：谁控制人工智能？当人工智能成为一个“种群”前，还未形成自我意识的时候，这个风筝的线掌握在谁手里？于此阶段，人借助人工智能控制人，这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更直接的大问题，也就是做无产阶级而不可得的困境，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人的价值上。

这种背景下，就要从人与人工智能的对抗思维回到冯象老师提到的一项经济政策：基本收入。无疑，人工智能的时代会大幅度削减工作岗位，尽管没有削减工作本身。人工智能将一定程度上改变劳动逻辑：人的神圣性与劳动和工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人工智能让我们发现其实人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神圣性，就具有存在的价值。人工智能可以解放劳动，人可以不经由工作获取收入而可以更全面地发展自己，进而从事更具创造性的活动。换言之，更高形式的劳动。这个逻辑就需要基本收入政策的支撑。当你有基本收入支撑时，你可能迸发出更为丰富的想象力，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人文精神和伦理价值。其中，包括将来怎么控制人工智能，怎么实现对人工智能的超越，怎么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时代的基本社会经济政策就是基本收入，要实现这项基本政策的话，就要重构资本、产权、市场、经济手段和经济运行模式等方面，需要社会体系思维方式的整体变革。这也是我们今日讨论新人文精神的价值所在。

罗岗

刚才东宾讲的新人－文精神很重要，他在“人”和“后人类”之间加了一个“新人”，恰恰因为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们被迫在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体制下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被迫反思人是何种存在以及这种存在与机器处于怎样的关系。所以这个“新”有点像动词，“更新”了对人的理解，逼迫人类对人进行“重新理解”。

戴锦华

说新人，很自然对应着旧人，旧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人。所以不光思考人类面对人工智能的问题，不光是思考所谓的未来，不管是近未来还是远未来，还要思考历史，主要是二十世纪历史。

历史，尤其是现代历史如此清晰地建立了人类中心的位置，如此强烈地要替代上帝或至高无上的神的位置。把人放在这个位置之后，也就携带着这样的想象，即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创造更好的人类。对于我来说，这是没法处理的，大概也因为在欧洲批判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脉络中你很难处理本质性的命题。我无法把握其本质的概念却始终在不断地形塑，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倒退回ABC，每天在课堂上讲趋利避害是人性，舍生取义也是人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新人，因为“后人”是如赵柔柔说的建立在与“人”相对立之上的，而“新人”在所有的语词文化历史传统中，都是比“人”更完美、更完善的自我。我们讲这样的“新人”并通过它重新回到人与人的时候，无法回避的是人类整体提升和人类不断堕落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彼此矛盾的参照系统。我没有办法绕开人性的深渊，它深不可测，在二十世纪展示得够清晰了，二十一世纪还在继续展示。

吴子枫

新人的问题还涉及新的反抗政治或新的政治空间。今天的技术发展，使得我们这样的实践不大可能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来构想。目前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发展越发召唤人们，必须要有一个康德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永久和平要求人类有一个普遍意志，它不可能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

罗岗

“新人”是资本全球化所创造的，有理论家称之为“诸众”。“诸众”的内涵很有弹性，既包括所谓“高科技无产阶级”也涵盖如“失地农民”、非法移民等“弃民”，而如何释放“诸众”的政治能量，也涉及大家讨论较多的社会基本收入和全球薪资权等问题，甚至直接与“大同世界”也即共产主义的构想有关。

王洪喆

我很质疑“诸众”论述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这一构想的自治（自动）主义与二十世纪的革命政治有很大区别，新的路线搁置了先锋党和文化政治，质疑文化领域斗争的必要性，把二十世纪阶级分析的方法、斗争策略、组织原则、属于工业时代的解放诉求当作陈旧、笨重的观念敬而远之，认为新的技术和普遍智力协作的释放，加上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大同世界”远景就会自动到来，这是我比较怀疑的。

社会财富是否会在近未来极大丰富，这个问题也需要考量。比如像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的说法建立在新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上。短期来看，达到零边际成本的仅仅是精神产品，如电影拷贝可以被无限复制，但精神产品也需要物质技术进行制作和播放，比如手机；即使VR普及了，也需要大量自然资源生产VR设备。对于物质产品而言，能源和环境承载力的限制，使得其难以实现零边际成本。比如坐一次飞机，技术再先进，消耗的能源都是巨大的。马克思早就提示，资本通过投资技术升级来生产相对剩余人口，同时也要制造出相对贫困。那么相对贫困的持续再生产面对资源的绝对有限性，如何让那些已经占有财富的人，把他的财富吐出来，实现足以支持人自由发展的全民基本工资呢？我觉得在比较近的未来，如果缺少整体性的政治化进程，这样的前景是很难想象的。

越来越普及的VR设备

利求同

新型人机关系还会引发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市场中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固化。主流西方经济学把供求双方信息掌握的不对称现象，看成是随机发生的，谁强谁弱，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随机性，为供求博弈的效用跟合理性，以及自由竞争等一系列经济学基本假设提供了理论支持，是市场经济的一块基石。可是，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和舒适的代价，却是不可避免地扼杀了信息不对称的随机性。智能时代，因为高端技术对人力、物力和政治力量的依赖，信息优势自然集中到了政府和商业巨鳄等强势集团手里，公众和弱势群体就成了透明体，毫无议价能力的数据提供方。一个固化了的信息不对称的经济体里，是没有公平可言的，任何市场竞争都不可能有序，而维持法治。事实上，信息优势如果形成了垄断，信息不对称的随机性便无从谈起，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被掏空了。所以，有大局观和长期战略的企业家如马云，也意识到了人工智能的历史作用不是别的，正是做市场经济的掘墓人（参见拙文《大数据智能时代，医改何处去？》）。

罗岗

这就是比尔·盖茨说的“无摩擦资本主义”，本来资本主义会有损耗，但大资本现在掌握了大数据，让它变得无损耗了。

王东宾

信息不对称确实会使消费者变得更加弱势，因为他们对平台后台信息的了解几乎为零，而消费者对于平台来说相当于透明人。这种情形下就不存在竞争的问题，市场就完全失效了，平台可以点对点定价，根据掌握的充足信息给不同人定不同的价格，消费者剩余完全由平台方获取，这就是平台经济信息不对称导致不平等的潜在威胁。然而，悲观中也有乐观，当前的这种信息极度不对称，其不平等程度远远超越十九世纪，所以有可能迸发出新的革命动力，比如“点”共产主义或数字共产主义的诞生。博士阶段我曾经从游击队、群众路线的角度来研究“开源”的发展史。“开源”的操作系统比微软的操作系统晚十年左右，当时微软等大型厂商试图垄断技术市场，一部分工程师或专家想突破它的垄断，寻求新的产业制度安排，所以“开源”模式诞生。“开源”正是在发展态势严重不平衡、一方形成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迸发出的革命性萌芽。“开源”作为一种机制或新的产业安排，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到二〇一〇年前后呈现出超越“闭源”操作系统、获致技术优势的趋势，例如目前绝大多数超级计算及操作系统全部是用“开源”的系统，互联网巨头——如亚马逊、谷歌等——它们的操作系统、技术系统也都是“开源”的。在这种斗争中，劣势方突破的方式就是寻求“开源”开放，通过新的产权和制度安排去寻求弱者联合起来的动力源。它恰恰是在不平等加剧、一方存在绝对优势的态势中所迸发出来的新的数字革命或“点”共产主义革命。

赵柔柔

我对有一些讨论还没有完全把握住，想作为问题提出来。信息不对称其实形成了一种绝对的不对称性，但这也许反而带来了相对美好的前景，可以在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迎来彻底的变革。比如王东宾以“开源”为例，指出新人在新的动力机制下出现是可能的，但我的困惑在于，这种新人在这种信息极度不对称的状况下怎么进行动员？他们怎样才能政治觉醒进入新的组织形式？怎样才能够使依托新的组织形式的政治成为可能？他们如果能够反抗，那反抗的动力和起点可能是什么？我能想象的就是回到旧的人道主义，就是保护隐私，觉得我们的隐私受侵犯了，所以要对抗。但就我周围的人来讲，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的隐私被侵犯对他们来说是种伤害，他们觉得无所谓，用我的隐私好了，没有什么问题。我不在乎会引发什么更大的问题，我拿到既得利益就好，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王东宾

“开源”作为一种机制，实际上失败率比较高，大量的“开源”项目还没有成长起来就已经死掉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信任是很难的问题，比如有人会将“开源”项目据为己有、不再公开。但“开源”至少保证了一点，作为一种可能机制，它向全世界公开，任何个体或组织能够通过它去实现自身价值。而这个代码在网络世界开源之后，日积月累将形成一种生态系统，能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小国家提供独特的系统，形成多样性的、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说，开源作为一种现象——而非一种组织——很难被消灭，即使被“收编”了很多，但它还能茁壮成长。或者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九十年代前后，“开源”还处于游击队状态，然而到了二○一○年，它已经“从西柏坡走出来要进北京了”，成为正规军了。这时候，它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与微软抗衡，而且自身也受到资本很大的诱惑，但它还可以坚持基本路线。为什么呢？因为它用产权把自己捆住，正如尤利西斯，“开源”用产权逻辑逆转了产权逻辑，可以抵制住“海妖”的诱惑，使得“开源”代码很难再回到私有产权的封闭状态。这是开放的产权逻辑，当然它的伦理逻辑、理念逻辑依然存在，需要不断地回顾与诠释。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要依然回顾九十年代“开源”刚刚诞生时的哲学和理念，乃至进一步把这个哲学和理念一直追溯到五十年代计算机刚刚诞生时，那一批科学先哲们倡导的开放、共享、合作的理念。这种哲学与理念上的资源，一直存在于“开源”应用里面。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也产生于同一时代。这个视角也可以回应，为什么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讨论人文精神，过了二十年之后我们还要深刻讨论新人文精神：人类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不断革命，才能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性。

王行坤

其实资本想不断逃离劳动来摆脱对劳动进行管理的任务，以便轻松获取剩余价值，所以资本家更愿意当金融资本家，而不是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可以说是资本逃脱劳动或者对抗劳动的一种形态，而智能的机器体系则可以说是资本真正摆脱劳动的一个潜在因素。所以只要成本允许，资本家更有意愿去发展更为智能的机器体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实现完全的智能化、自动化，不需要人类任何的劳动就可以创造出财富来，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论还有效吗？到底是什么在创造价值呢？当然在当前情况下还不太可能，还是需要劳动。但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整个智能机器体系所创造的财富相比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是大多数人被排斥出生产体系，越来越成为多余的。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大纲》中，马克思看到未来财富的尺度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而不再是直接劳动或劳动时间，从而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可能。所谓个人发达的生产力即是个人在各方面的发展，成为“社会个体”。这的确可以更新我们对“人”的理解。但问题是，那些多余的人如何成为“社会个体”？那些留在智能机器体系以及服务业的人，一方面的确像意大利自主论者所说的发展了自身的“一般智能”，但另一方面，他们被资本所吸纳的不光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同时还有情感和精神，也就是说今天存在的不光有劳动异化，同时也有情感异化。资本增殖所吸纳的要素越来越多，或者说资本增殖的手段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者怎样组织起来去面对资本？怎样谈个人的解放？这是一个大问题。

王洪喆

这恰恰是劳动价值论需要被重新认识的方面。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忽视了技术路线斗争本身是劳动价值分析的一部分。资本吸纳和剥削劳动者，劳动者要反抗，所以自动机器体系的路线是要不断把活劳动排除出去。但马克思提示我们，其实工人和机器一样，是“现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同时创造了“新人”和“新机器”。资本主义为了应对工人的反抗，宁愿通过自动化再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工人排斥出去，这就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因此在一种非剥削的经济体或共同体中，其实更有效率的技术路线反而是人机结合的，不是排斥人的技能，而是通过机器把人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出来的路线，用诺伯特·维纳的话说“像人一样去使用人（human use of human being）”。

诺伯特·维纳

所以今天要破除一个迷思，认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在各个方面很均衡。其实不是这样，恰恰是因为选择了一条把劳动者排除出去的路线，所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获得大量投入。然而维纳早在五十年代就设想的控制论最能让人类社会受益的领域，即不同通讯系统之间的沟通，在机器系统和生物系统之间的接口技术，并未获得大的进展。维纳曾经致力于研发让工伤工人恢复劳动能力的“波士顿手臂”，还有将触觉信号转换成听觉信号、让聋哑人重新获得语言能力的“听力手套”，这些项目因没有更多的资源投入纷纷搁浅。钱学森也曾经提出，通过技术增强人的能力和共产主义设想是相通的，不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嘛。

吴子枫

我很赞同洪喆的观点，我们人文学者讨论人工智能，不能从纯技术的角度，而更应该从技术路线斗争的角度来展开。在讨论人工智能和技术问题时，应该同时反对两种倾向：一方面要反对唯科学技术论、唯生产力决定论，这种工业党的观点相信技术的发展可以自动地带来一个好世界；另一方面要反对对科学技术的浪漫主义批判，这种浪漫化的人文主义观点把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当作是社会危机的源头。相反，我们需要在欢迎和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这就包括强调技术路线对技术本身的优生性。

戴锦华

目前社会上占据主导的是最廉价、最古老的发展主义信念，我们坚信技术问题由技术解决，发展问题由发展解决。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会冒进，会把所有新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在未经任何准备和考量下去采用。对于我来说，不是技术本身提供的可能性，而是它可能带给我们的问题，我们是真的完全不经抵抗，不做准备，没有任何质疑的。这种面对所有的临界突破时的无知、勇敢、愚蠢的状态，刚好是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成就或者遗产的负面应用。所以现在特别危险，别说快车道超车，我们继续驾驶会出什么事都不知道。

上下篇整理者：杨宸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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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瑜